唐代医家孙思邈提出了“上医医未病之病,中医医欲病之病,下医医已病之病”,将疾病分为“未病”、“欲病”、“已病”三个层次。

“治未病”思想源自《黄帝内经》。历代医家对于“治未病”的思想和内容进行了继承和发扬,在他们的著作中可以见到“治未病”的理论和应用。可见古人对于“治未病”思想之重视。

医圣张仲景秉《黄帝内经》、《难经》之旨,在临床医学实践中贯彻“治未病”思想,他在《金匮要略·脏腑经络先后病脉篇》中云:“见肝之病,知肝传脾,当先实脾”,这是运用五行乘侮规律得出的治病防变的措施,是“治未病”思想既病防变的具体体现。

唐代医家孙思邈提出了“上医医未病之病,中医医欲病之病,下医医已病之病”,将疾病分为“未病”、“欲病”、“已病”三个层次。在《备急千金要方》中提出用针刺预防中风的具体方法:“惟风宜防尔,针耳前动脉及风府神良”。

元代朱丹溪指出:“与其求疗于有疾之后,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。盖疾成而后药者,徒劳而已。是故已病而不治,所以为医家之法,未病而先治,所以明摄生之理。夫如是,则思患而预防之者,何患之有哉?”提出了预防与养生的重要性。

明代的杨继洲《针灸大成》中也有艾灸预防中风的详细记载,如:“但未中风时,一两月前,或三四月前,不时足胫发酸发重,良久方解,此将中风之候也,便宜急灸三里、绝骨四处,各三壮……如春交夏时,夏交秋时,俱宜灸,常令二足灸疮妙。”

清代温病学家叶天士根据温病的发展规律和温邪易伤津耗液的特点,提出对于肾水素虚的患者应防病邪乘虚深入下焦,损及肾阴,在治疗上主张在甘寒养胃同时加入咸寒滋肾之品,以“先安未受邪之地”,是既病防变法则的典范。

近年来,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同志大力倡导中医“治未病”实践下,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举办了“治未病”健康基石为主题的系列活动和“治未病”工程,提出了中医特色的防保服务体系。卫生部部长陈竺在首届“治未病”高峰论坛暨“治未病”健康工程启动仪式上也提出了“治未病”引领人类健康发展方向的三点意见。

当前“治未病”思想已逐渐作为广大医务工作者关注的重点之一,“治未病”存在着巨大的临床意义和社会效益。对于单个患者,可以通过提高生活质量,增加一个个体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时限与数量,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;还可以为国家节省大量的治疗花费,节省大量的医疗资源。

国际卫生组织1996年在《迎接21世纪的挑战》——21世纪的医学中也明确西医学正从“疾病医学”向“健康医学”发展;从重治疗向重预防发展;从针对病源的对抗治疗向整体治疗发展;从重视对病灶的改善向重视人体生态环境的改善发展;从群体治疗向个体治疗发展;从生物治疗向心身综合治疗发展;从强调医生作用向重视病人的自我保健作用发展;医疗服务方面则是从以疾病为中心向以病人为中心发展。

我们看到无论是西医的发展战略还是现代的三级预防思想与中医的“治未病”思想有着许多契合之处,从而有了“体质三级预防学说”,就是针对不同人群制定相应的预防保健措施。一级预防是针对个体体质的特殊性,积极改善特殊体质,增强自身的抵抗力,从而实现对特殊人群的病因预防,阻止相关疾病的发生。二级预防也就是临床前期预防,即在疾病的临床前期作好早期发现、早期诊断、早期治疗的“三早”预防措施。三级预防即临床预防,对已患某些疾病者,结合体质的特异性及时治疗,防止恶化。

在“治未病”原则指导下,它在临床各科疾病的预防中都具有重要意义,甚至可以指导人类已知的所有疾病的预防。中医药“治未病”的理论和临床研究开展非常广泛,而且其防治意义已经逐渐为人们所公认。对于病因明确的疾病,人们可以主动的避免远离各种致病危险因素。但是,目前大多数疾病的病因或危险因素并不明确,从对疾病的掌握上来看,不能实施有效的预防。因此,根据中医“治未病”的思想,采用中医中药的方法,在对于疾病的预防与已病防变方面就显出了巨大的优势。